陳維菁即是陳遜言之三子,字莪士,道光五年(1825)府學庠生,道光二十九年(1849)曾捐建淡水廳大甲街貞節坊, 同治七年(1868)擔任保安宮重修之領導人,實為熱心公益之地方士紳。
陳樹藍為陳遜言弟遜陶之長孫,字春綠,號植柳,少從族叔維英學,喜談宋儒理學。維英任閩縣教諭時,他曾與張書紳追隨侍行,獲維英頗多教導,學業大進。同治十二年(1873)舉於鄉,授廣東興寧教諭。光緒十六年(1890)歸里,布衣蔬食,曾採擷宋儒言行編為《傳心錄》,可惜未竟而卒。樹藍學行俱佳,在地方頗具聲名,光緒皇帝曾稱其與連日春、潘成清等人「均有鄉望」 ,且亦致力於文教,大稻埕名士張希袞即其高徒。同治七年(1868)保安宮之重修,他亦為領導人之一。
蔡丕基亦受業於陳維英門下。蔡氏原籍同安,淡水附生,同治元年(1862)舉人,同治七年(1868)曾捐款重建新莊街武聖廟,亦為重修保安宮的領導人之一,乃熱心公共事務的地方士紳。
張夢星,一名國瑜,俗稱國瑜頭,為同治、光緒年間崛起的大龍峒富商,商號為「張怡記」,曾任當地保甲董事,頗具聲望。同治七年(1868)保安宮進行重修時,他擔任修復的領導人之一;光緒八年(1882)台北建城時,他與大龍峒另一富商王慶壽大力捐資,城內店舖也多為兩人所建置,其財力與社會地位可見一斑。日治時期,張氏為台北保良總局的創會會員,曾與其他會員代表台灣紳民向日本天皇申呈願為其百姓之意。
生平不詳,同治七年(1868)保安宮進行重修時,擔任修復的領導人之一。
黃玉階為台中梧棲人,清同治八年(1869)二十歲時開始學習中醫,光緒八年(1882)遷居台北大稻埕,行醫濟世,曾治癒大量霍亂患者,也曾在清法戰時協助招兵募勇,獲頒五品軍功銜。他在同治六年(1867)皈依齋教先天派(先天道),明治四十四年(1911)晉昇「頂航」之位,成為先天道在台灣最高的領導人。
日治初期,台北地區瘟疫流行,黃氏不顧個人安危,施醫濟藥,救人無數,深獲日本當局肯定,被延攬擔任台北縣黑死病治療所醫務囑託、仁濟院委員囑託、艋舺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等職,並募資籌建濟安醫院與共濟醫院,也培育許多中醫人才,對台灣防疫醫療貢獻良多。明治三十年(1897)獲台灣總督府頒發全台首張的中醫師執照,翌年邀集紳商成立「台北天然足會」,提倡女性放足運動。明治三十四年(1901)任台北監獄第一課教誨師,自明治四十三年(1910)起擔任台北廳大稻埕區長多年,並曾兼任大龍峒區長,在地方有頗多建樹。
大正四年(1915),黃氏因致力公益事業有功,獲總督府頒勳六等,頒授藍綬瑞寶褒章,為台人難得之殊榮。大正五年(1916)保安宮領導階層改組,重新選舉管理人,他被選上三堡的管理人。 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,他與三堡士紳黃贊鈞、林清敦、林熊徵等發起募捐,使其得以興工。 黃氏身兼宗教家、中醫師、慈善家、區長於一身,堪稱一代奇士,且茹素禁慾,終生不娶, 慈悲為懷,行醫施藥,救人無數,皆與保生大帝(吳夲)的生平事蹟相仿,他能擔任保安宮的管理人,實具有弘揚實踐保生大帝精神之重要意義。
日治初期,台北地區瘟疫流行,黃氏不顧個人安危,施醫濟藥,救人無數,深獲日本當局肯定,被延攬擔任台北縣黑死病治療所醫務囑託、仁濟院委員囑託、艋舺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等職,並募資籌建濟安醫院與共濟醫院,也培育許多中醫人才,對台灣防疫醫療貢獻良多。明治三十年(1897)獲台灣總督府頒發全台首張的中醫師執照,翌年邀集紳商成立「台北天然足會」,提倡女性放足運動。明治三十四年(1901)任台北監獄第一課教誨師,自明治四十三年(1910)起擔任台北廳大稻埕區長多年,並曾兼任大龍峒區長,在地方有頗多建樹。
大正四年(1915),黃氏因致力公益事業有功,獲總督府頒勳六等,頒授藍綬瑞寶褒章,為台人難得之殊榮。大正五年(1916)保安宮領導階層改組,重新選舉管理人,他被選上三堡的管理人。 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,他與三堡士紳黃贊鈞、林清敦、林熊徵等發起募捐,使其得以興工。 黃氏身兼宗教家、中醫師、慈善家、區長於一身,堪稱一代奇士,且茹素禁慾,終生不娶, 慈悲為懷,行醫施藥,救人無數,皆與保生大帝(吳夲)的生平事蹟相仿,他能擔任保安宮的管理人,實具有弘揚實踐保生大帝精神之重要意義。
陳培根乃大龍峒「陳悅記」之後人,熱心公益,經營貸地業,好植蘭花。 他曾任大龍峒公學校學務委員、土地委員、台北興殖會社社長、大龍峒信用組合長等,並承襲陳姓家族對地方文教的重視,大正五年(1916)代表一堡出任保安宮的管理人。此外,他也積極推動孔廟的重建,大正十四年(1925)與黃贊鈞、辜顯榮聯名邀集台北地區的士紳兩百多人,討論孔廟建造事宜,並成立「台北聖廟建設籌備會」,綜理募建之事,更率先捐出保安宮以東的土地二千餘坪,同時擔任修建孔廟的常務董事之一。
蔡受三為清末大稻埕人,自幼接受漢學教育,日治時期畢業於國語學校特別科。明治三十六年(1903)任教於台北廳興直公學校;明治三十七年(1904)起任職於台北廳稅務課、總務課、庶務課等。卸下公職後,經營金融事業及酒造業,並任同風會幹事評議員。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他代表三堡擔任總董事,也頗熱心於社會公益,連橫《人文薈萃》稱他「凡公共義舉,莫不勇為,重修保安宮,捐金三百餘圓,大博名譽。」 民國四十一年保安宮組織「臨時重整委員會」,蔡受三擔任委員之一。
林清敦為清末三重埔人,自少入書塾,奠立深厚漢文基礎。日治時期棄學從商,善於理財,大正五年(1916)被推選為三重埔信用組合長,任職長達二十餘年;大正七年(1918)又任台北廳二重埔區長,為學養與事業俱佳的地方士紳。林氏也對宗教事務頗為熱心,曾擔任三重埔鸞堂「集福堂」的抄錄生;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他代表二堡擔任總董事;大正十四年(1925)倡議修建先嗇宮,任重修總董事,並親撰〈先嗇宮沿革誌〉;昭和九年(1934)任大稻埕霞海城隍廟重修總董事,並被推選為該廟海內外會會長,對台北地區的宗教寺廟貢獻良多。民國四十一年,保安宮組織「臨時重整委員會」,林清敦擔任委員之一。
沈豬,生於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日治時代著名商業人士,寓所為台北大稻埕益堡裕街。 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他被推為一堡的管理人兼材料組負責人,並與李聲元共同捐贈鼓樓。
林明德寓居於新莊郡新莊街, 新莊富戶林有利之長子,自幼飽讀詩書,通曉漢學,後兼擅日語,曾遊學日本,也曾擔任日本陸軍司令部口譯。明治三十三年(1900)任台北辨務署第九區街庄長,明治三十八年(1905)任台北廳第十五區街庄長;明治四十二年(1909)二月授佩紳章。 明治四十三年(1910)任台北廳新庄區長長達十年並曾任保甲局副局長、衛生組合委員長、新莊郵便局長、新莊信用組合長等。大正九年(1920)又獲任命為台北州州協議會員,顯見日本政府對其信任與器重。他在新庄區長任內積極任事,除在大正五年(1916)代表二堡出任保安宮的管理人外,也致力於改善社會風氣、興建學校、社會救助等事業,並修建文昌祠,興建街役所、公會堂等,政績卓著。
李聲元,蘆洲水湳莊人,光緒十八年(1892)得秀才功名。明治二十八年(1895)日本領台初期,出任和尚洲(蘆洲)保良局正主理一職,曾任和尚洲公學校教務囑託、義勇艦隊建設台北支部委員、地方稅調查委員、鷺洲庄協議會員等職,明治三十年(1897)四月授佩紳章。當時輿論評價他的人格特質是「精強硬職能守產」,可知其有相當經濟實力。 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他被推為二堡的管理人之一,並與沈豬合捐鼓樓。大正十四年(1925)台北地區士紳積極籌建孔廟,李聲元擔任建廟的常務董事之一。
林啟輝為三重埔素有名望的前清秀才,明治三十三年(1900)任台北辨務署第十一區街庄長,明治三十八年(1905)任台北廳第十七區街庄長,大正二年(1913)任台北廳二重埔區的區長。他對教育與宗教事務頗為熱心,為興直公學校學務委員之一,也曾兼任三重埔五谷王廟(先嗇宮)內之鸞堂「集福堂」的堂主。大正五年(1916)保安宮領導階層改組,他代表二堡出任管理人。
陳春輝,台北擺接堡加蚋仔庄人,清末時得秀才之功名,亦為地方富商,大稻埕有其商館,與日本進行貿易,有雇工數十人,日本總督府曾頒發紳章。 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擔任三堡的管理人之一。
鄭萬鎰,台北大稻埕人,經營砂糖、米穀、麵粉等生意,商號「順成商行 」。大正六年(1917)保安宮重修時,擔任三堡的管理人之一,並捐贈鐘樓。
鄭萬鎰之家嗣,大正八年(1919)鄭萬鎰去世後,接任其位擔任三堡的管理人之一,兼會計組主任。
黃贊鈞為清末大龍峒人,自幼窮究經史,曾應童子試。日治初期任教於大龍峒公學校,後轉入報界服務,為《台灣日日新報》記者。大正十四年(1925)曾與辜顯榮、陳培根聯名邀集紳商學界領袖,籌謀重建文廟,並負責輪班監工;至昭和六年(1931)孔廟三殿落成後,開始擔任駐廟委員,負責實際管理工作。黄氏畢生致力弘揚孔教,日治後期曾發行《感應錄》、《崇聖道德報》等刊物,推展儒家勸善教化。
黃氏對保安宮的護持也不遺餘力,大正六年(1917)第二次重修時,擔任庶務主任及一保總董事, 工程將竣曾撰有一沿革,可惜未能付梓。 民國四十一年本宮準備第三次重修時,廟方又邀請他擔任「台北保安宮臨時重整委員會」的主任委員, 可見本宮對他的信賴。黃氏於民國四十一年(1952)十二月過世,享壽七十九,生前有留遺書其弟並附詩云:「一夢華胥七九年,不歸地獄不歸天;總緣大願還難遂,又作人間晚蛻蟬。」
黃氏對保安宮的護持也不遺餘力,大正六年(1917)第二次重修時,擔任庶務主任及一保總董事, 工程將竣曾撰有一沿革,可惜未能付梓。 民國四十一年本宮準備第三次重修時,廟方又邀請他擔任「台北保安宮臨時重整委員會」的主任委員, 可見本宮對他的信賴。黃氏於民國四十一年(1952)十二月過世,享壽七十九,生前有留遺書其弟並附詩云:「一夢華胥七九年,不歸地獄不歸天;總緣大願還難遂,又作人間晚蛻蟬。」
林氏原名土牛,明治三十年(1897)出生於三重埔農家,就讀二重埔公學校、宜蘭農學校,大正九年(1920)任宜蘭廳庶務課參事,後又任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,擔任銃器檢查職務長達二十年。卸下公職後,在陽明山天母經營大榮炭礦三年,民國三十九年適機成立「大榮撚線工廠」,事業經營頗為成功,而成為台北知名的實業家,曾擔任台灣省工業會監事、台北市撚線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等要職。
林拱辰年輕時便虔信保生大帝,據稱幾次向保生大帝拜求都得到靈驗。 民國四十一年農曆三月七日,保安宮成立「臨時重整委員會」,林拱辰任委員兼總務部主任, 同年十月又被推為保安宮臨時重整會主任委員。 民國四十六年臨時重整委員會改組為保安宮管理委員會,他又擔任第一屆主任委員。
林氏在主掌保安宮後,在硬體方面,他投入大量的心力與金錢,修復大陸來台軍眷遷離後的破損廟貌。在軟體方面,民國四十一年首先成立「保安宮誦經團」,日後更帶動了帶髮誦經團傳道巡禮的風潮。為了開闢財源,民國四十二年他成立「祈安消災會」,另外組成「白礁祖力士會」、敬香會、敬花會、敬果會等神明會組織。為救助貧困者,他開辦冬令救濟,經費除一般的善信捐助外,還以「誦經化緣」的方式對外籌措。保安宮昔日盛大的祭典活動,也在他的手上恢復,諸如保生大帝聖誕、中元盂蘭盆會、祈安禮斗法會等。除了保安宮的宗教活動,林氏也雅好儒家之道,曾擔任過中國孔學會、中華聖道會等孔教團體常務理事。
在林拱辰管理期間,保安宮的廟務逐漸步入軌道,香火日盛,加上他的宗教熱誠與犧牲奉獻、富於創意的人格特質,使得本宮很快地建立起宗教聲望。二次大戰後,本宮得以振衰起蔽,林氏無疑地是最重要的功臣。
林拱辰年輕時便虔信保生大帝,據稱幾次向保生大帝拜求都得到靈驗。 民國四十一年農曆三月七日,保安宮成立「臨時重整委員會」,林拱辰任委員兼總務部主任, 同年十月又被推為保安宮臨時重整會主任委員。 民國四十六年臨時重整委員會改組為保安宮管理委員會,他又擔任第一屆主任委員。
林氏在主掌保安宮後,在硬體方面,他投入大量的心力與金錢,修復大陸來台軍眷遷離後的破損廟貌。在軟體方面,民國四十一年首先成立「保安宮誦經團」,日後更帶動了帶髮誦經團傳道巡禮的風潮。為了開闢財源,民國四十二年他成立「祈安消災會」,另外組成「白礁祖力士會」、敬香會、敬花會、敬果會等神明會組織。為救助貧困者,他開辦冬令救濟,經費除一般的善信捐助外,還以「誦經化緣」的方式對外籌措。保安宮昔日盛大的祭典活動,也在他的手上恢復,諸如保生大帝聖誕、中元盂蘭盆會、祈安禮斗法會等。除了保安宮的宗教活動,林氏也雅好儒家之道,曾擔任過中國孔學會、中華聖道會等孔教團體常務理事。
在林拱辰管理期間,保安宮的廟務逐漸步入軌道,香火日盛,加上他的宗教熱誠與犧牲奉獻、富於創意的人格特質,使得本宮很快地建立起宗教聲望。二次大戰後,本宮得以振衰起蔽,林氏無疑地是最重要的功臣。
呂氏為新北市土城人,土城公學校畢業,十八歲隻身到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帶工作,曾任職印刷工人、百貨行當售貨員,後來與朋友合夥從事建築生意,事業有成,成為富商。 他自民國五十年六月起,擔任本宮管理委員會第三屆、第四屆、第五屆委員,及第四屆、第五屆、第六屆總務部副主任,協助林拱辰處理違建戶占用問題。他曾於民國五十九年因故離開保安宮,直至民國六十三年七月林拱辰過世後,方再回到本宮,並於民國六十五年當選第一屆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(1976-1979),保安宮於民國六十八年改制成立財團法人董事會,當選第一屆董事長並連續擔任六屆董事長(1979-2004),任期長達二十八年,惟自民國八十三年之後,即由副董事長廖武治實際負責廟務的推動及改造。